1997年我国将邪教犯罪列入刑法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1999年、2001年颁布了两个司法诠释。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将邪教组织的刑罚档次进步，并增设了致人重伤的入罪情形。此次宣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、行使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诠释》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，之前的两个司法诠释废止。

此次司法诠释出台并非无意，有强烈的实际需求：一是刑法条则已发生变动，以往的司法诠释和新的刑法条则不能正确符合，存在肯定的冲突和空白，刑法条则转变后，响应的司法诠释理应随之做出更改；二是距离最近的一次司法诠释也已曩昔近十五年，期间社会环境急剧转变，出于袭击犯罪的实际要求，司法诠释必要更新。

笔者从立法精神和实务运用的角度出发，对此次司法诠释的条目一一做以解读，盼望对读者有所帮助。

一、扩展邪教组织的内涵，果断袭击邪教犯罪

司法诠释第一条规定：“冒用宗教、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，神化、鼓吹首要分子，行使制造、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、蒙骗他人，发展、控制成员，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”。之前认定邪教组织的条件为 “神化首要分子”，此次司法诠释将“鼓吹首要分子”纳入进来。

在上世纪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各类气功学说和封建迷信举动极为泛滥。邪教组织为吸纳成员，大多采用更为激进的体例，通过神化“教主”、“救世主”，在精神上控制他人，实施违法犯罪举动，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危害。“法轮功”就是最凸起的代表之一。因此,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区别邪教组织和一样平常性的封建迷信的紧张特性之一，就在于是否神化首要分子。

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团体进步，加上网络技术的长足发展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，社会环境已发生紧张转变。日趋文明、开放的社会环境导致邪教组织的模式发生明显转变，一个是用“教主”、“救世主”神化小我这一体例的蛊惑力赓续降落，该模式不再占绝对地位，很多邪教组织选择以变相的包装、鼓吹来吸引成员；再者就是邪教组织为了躲避法律处罚，刻意去神化色彩，传播途径由公开性、大范围传播转向半公开、小范围。

在此趋势下，“神话首要分子”这一认定条件已经存在显明空白，给部分邪教犯罪留下较大漏洞。此次司法诠释将“鼓吹首要分子”纳为袭击范围，无疑是顺应社会阶段必要。司法人员应深刻把握这一立法意图，积极履行应有职责，袭击邪教犯罪。

二、细致规定刑罚标准，有利于实践操作

司法诠释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，分别规定了情节紧张、情节分外紧张、情节较轻三档刑罚标准，其中对“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”这一实用性最广的量刑格次，列出了十二项详细的标准，其中一至七项为危害紧张的举动，八至十二项细致规定了制作、传播传单、图片、电子文件的数量标准。情节分外紧张、情节较轻参照情节紧张档次，在数量上分别设立了五倍和五分之一的标准。此外，第七条对变更后的刑法条则做了增补诠释，细致规定了致人伤亡的处罚格次。

由此可见，司法诠释对量刑标准的规定总体可以分三类，第一从举动体例或影响来判断情节是否紧张，第二通过举动的数量来判断情节是否紧张，第三以造成人身危险的效果来认定量刑格次。因为我国地域间经济文化差异显明，地区之间关于法律的适用题目分歧较大。司法诠释规定较为细致的定罪量刑标准，可以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媾和分歧。

笔者细致到,司法诠释所规定的入罪情形较广，并设置了兜底条目，我们的司法机关应积极适用法律，袭击具有划一危害的邪教举动，确保社会秩序稳固。同时也必要司法实务人员深入对比各个情形的社会危害大小，正确把握定罪处罚的标准，公平地处理案件，平等对待每一个举动人。

三、同一计算体例，严峻袭击制作、传播举动

司法诠释第六条规定：“制作、传播邪教宣传品，或者行使通信信息网络张扬邪教，涉及不同种类或者情势的，可以根据本诠释规定的不同数量标准的响应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”。

虽然对不同种类或情势的举动，进行按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的方法不是首次提出，在司法实践中也运用颇多，但是能否采用这一体例，在实务和理论上都有着特别很是大的争论，每个地区的执法标准不一，甚至统一个地区针对不同的罪名都存在分歧。总体而言，关于不偕行为数量是否折算的题目，各地的适用情况较为紊乱，而且大多数地区持保守态度。

此次司法诠释在本罪名中明确规定可以采用相互折算累计的体例，避免了本罪名再就此题目出现争议。同时，在制作、传播途径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，该种计算体例无疑是有利于袭击邪教组织的，而且在肯定程度上为其他罪名的司法诠释的适用提供了参考，有利于实务工作者诠释和适用法律。

四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处罚和挽救并行

司法诠释第八条和第九条共规定了“从重处罚”、“从轻处罚”、“减轻处罚”、“不做犯罪处理”四种情形，对不同种类的举动人适用不同的刑罚规则。其中第八条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：针对影响恶劣、屡教不改、影响未成年人的举动人，予以从重处罚。第九条规定了从轻处罚的情形：对情节较轻，朴拙悔罪，及时退出邪教组织的人员，可予以免除处罚。第九条第二款更是明确指明：“举动人在一审判决前能够朴拙悔罪，明确透露表现退出邪教组织、不再从事邪教运动的”，予以减轻处罚，在量刑格次上降格处理。

首先，表现了法律的教育作用。此次司法诠释对待不偕行为的态度旌旗光显，量刑幅度很大，以严峻的刑罚迫使举动人不敢轻易触碰几个雷区，并指导举动人及时退出邪教组织，停止从事邪教运动。司法实践中，要天真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充分发挥法律教育和指导作用，一方面对社会影响广、危害效果大的犯罪举动严峻处罚，遏制邪教蔓延；另一方面以挽救教育为主，指导社会风气沿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
其次，表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。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固，维护公众及个体的基本权益。假如通过其他体例能够达到上述目的，就不必动用刑法予以处罚。此次司法诠释规定：“举动人系受蒙蔽、胁迫参加邪教组织的，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”。受蒙蔽、胁迫人员一样平常为被动进入邪教组织，犯罪地位较低，犯罪作用有限，许多情况下充当着被害人的角色，这个群体和积极自动实施犯罪的首要分子、主干分子截然不同，通过恰当的教育和挽救就足以消弭危害，没有需要再加之刑事处罚。因此对待这个特别的人群，要站在刑法谦抑性的角度上多加考量，郑重认定是否作为犯罪处理。

五、确定鉴定机关，规范办案程序和证据标准

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，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”。

笔者在从事公诉工作时，对物品的鉴定题目感慨较多，由于鉴定结论每每直接影响定罪与否。倘使鉴定标准不同一，在现实操作中很有可能导致所办理案件的质量良莠不齐。

邪教宣传品的鉴定也是如此。司法诠释出台之前，在认定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的题目上，各个司法部门实行的情况差别较大，这种征象导致案件证据标准不一，直接影响了案件的质量，也不利于法律的同一实施。此次司法诠释明确鉴定的机关和级别，在鉴定程序上保持了公正，为实践操作扫除了一大停滞。

六、结语

另外，司法诠释在第五条、第十一条至十三条专门规定了犯罪形态、犯罪竟合、共同犯罪的题目。将犯罪准备举动和广泛的帮助举动均纳入犯罪处理，有利于铲除邪教组织产生的泥土，阻断其发展途径。

此次司法诠释内容周全过细，含义深刻雄厚。我们司法捍卫者不仅要熟知司法诠释的内容，更要体会立法的精神和实际必要，正确把握对待邪教组织的刑事政策，天真适用法律诠释，以小的司法成本解决大的社会题目，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彰显公平公理。